光明日报记者 田乃
十九世纪末以来，写生以其单色、简洁的形式在中国这片东方沃土上深深扎根。它不仅成为艺术家磨练造型技巧、研究解剖结构和空间表达的必由之路，而且在构思草稿、简化构图、考虑图像关系的创作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。
近日，由中国国家画院、中央美术学院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教育节目中心联合主办的“中国画百年——学术邀请展”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办。展览集中展示了中国艺术家在汉画融合方面的研究成果，汇集了李铁夫、徐悲鸿、齐白等150余位艺术家的330余件作品。你好，还有黄宾虹。回顾百年来中国素描艺术的演变，探讨当代语境下素描的文化价值和创新可能性。
观众停下来欣赏肖像素描。光明日报记者 田妮 摄/光明影业
这是一种建模方法，也是一种观察方法。
1939年底，出国筹集抗战资金的徐悲鸿决定以画笔为武器，在文化领域浴血奋战。他邀请身边的朋友、学生甚至厨师来充当他的画作模特。他通过写生，用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确的线条进一步勾勒人物，捕捉人物的动作。然后，他在许多小草图的基础上，将它们拆解组合，确定人物的位置和姿势，然后画出小草图，一遍又一遍地细化。写生成为徐悲鸿的主业发展画面逻辑和塑造整体势头的方法。 1940年底，大型水墨作品《愚公移山》完成，将人的形神与中国精神融为一体。画面中，造山者扭结的肌肉、摇曳的身躯和坚毅的眼神，营造出一种磅礴的气势，贯穿画面。
“绘画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。”徐悲鸿教导说，绘画不仅是技巧的起点，更是艺术精神最直接、最纯粹的体现。从李铁夫的写实技法，到画家冯刚白的生动造型，到徐悲鸿创作《愚公移山》的深邃写生，再到蒋兆和创作《流民》水墨悲剧的水墨写生，古代艺术家在国外学习的梳理技法都被西方式运用。中国题材创作多部经典作品与本土叙事，拓展融合中西绘画的结合。
与这些留洋艺术家不同，齐白石的白衣伟人肖像虽然笔画寥寥无几，但却充满仙气；张大千用古拙的墨线勾勒出禅宗背后的庄严与神圣；黄宾虹以充满活力、精妙的笔触描绘了山水深处的虚空云雾；叶浅予画的傣族花环舞生动传神……与西方的素描体系不同，许多国画大师以传统白描、水墨稿的形式探索造型与构图的实践，用传统的笔墨表现出结构与空间的独特表达，强调以形塑形的东方美学。”
“‘写生’虽然是一个外来词，但它的精神内核却与‘事后绘画’这种质朴朴素的审美思想相连。”中国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士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表示，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，写生不仅是一种造型方法，更是一种观察方法。由于民族地域和文明的差异，东西方的写生技法有所不同，但这并不影响审美精神上的共识。刘万明强调，本次展览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示技法，而是为了启发观众进入素描所展现的精神世界。
融合开辟艺术新领域
新中国成立后，各领域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运用写生、综合写生、转化写生，在写生的本土化重构中开辟了“中国写生”的新艺术领域。
王式廓用百余幅炭笔画和实物研究，使《血衣》素描成为时代的铭文；一遍又一遍——何家英再次打磨草图，最终塑造出人物一会儿倚“山”的深邃意境；唐永利画了90多幅速写，最终创作出了巨幅国画《新中国的诞生》……写生一直是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主要动力，贯穿于构思、取材、提炼形象、还原构图乃至精神升华的过程。
“写生教会我们的是‘微妙’的艺术，在我的创作中，它始终是不可或缺的支撑。”擅长工笔人物画的何家英说，他经常依靠写生来收集素材、思考构图、画稿。在处理图像之间的关系时，细微的差别就会导致大的失落。微妙的明暗过渡、结构变化、现实与真实的对比，往往决定了画面的质量。一部作品。
高云用简洁的笔墨线条表现了城里人的匆忙动作；庞茂琨将大提琴家的演奏表现在诗意的时刻；何多苓的各种花卉小品，在迷离中充满层次变化……展厅里的当代小品虽然规模不大，却代表了时代，传达了国魂。线条和光影承载着时代脉搏和民族审美，也体现了艺术家在中西艺术融合中的思想和努力。
本次展览策展人、艺术家孙振声表示，写生传入中国已有数百年历史，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纯粹的技术层面。经过简单的单色线条训练，逐渐成为现代中国画的一部分。这是现实题材创作不可或缺的“骨架”和“语法”。 “草图不仅是支持的坚实框架“这是宏大的视野，也是艺术家探索现实、沟通历史、强化精神的必由之路。”孙振声认为，写生强调观察、尊重现实、追寻深层的内在精神，符合现实主义的基本价值观，其深远的影响必将铭刻在未来悠久的艺术史册上。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年12月17日第09页）